李玮玲惊爆 500页信致律师公会 新总检察署投诉李显扬妻
（新加坡7日讯）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故居风波延烧，总检察署向律师公会投诉李显扬妻子林学芬，指表面证据显示她可能专业上行为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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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李显扬、林学芬“同一阵营”，指兄长李显龙总理滥权并阻挠他们履行李光耀遗愿的李玮玲昨晚10时42分在面簿上贴文，指总检察署近日就林学芬为李光耀准备遗嘱一事，向律师公会提呈超过500页的投诉信。
李玮玲说，总检察署在投诉信中重申李总理“数年前通过个人代表律师提出的指控”，并指在涉及私人遗嘱的事上如此使用法律程序“前所未有”。
总检察署今早答覆时媒体询问时，确认将有关摩根路易斯—腾福（Morgan Lewis Stamford LLC）律师林学芬可能专业失职的案件交给了律师公会进行调查，但指出这跟李光耀的最后一份遗嘱是否成立无关。
发言人说，林学芬看起来是在李显扬作为最后一份遗嘱受益人的情况下，准备了李光耀的这份遗嘱，并安排李光耀执行。
“李显扬在最后一份遗嘱所占的得益份额增加了。总检察署也注意到，李显扬曾公开说最后一份遗嘱由李及李律师楼的柯金梨草拟，不过柯金梨否认是她草拟的。”
总检察署认为，表面证据显示，林学芬触犯法律专业（专业行为规章）第25节条文和第46节条文。
“专业行为规章要求律师不让自己涉及利益冲突。任何人如果有意通过遗嘱对律师的任何家庭成员给予显著的遗嘱馈赠，该名律师不得为这个人行事，并必须提议他就赠礼获取独立意见。即便律师与馈赠人有亲属关系，这个条例仍适用。”
总检察署也说，任何律师失职，当局都有法定责任去处理。律师专业法令下，总检察署一旦得知有律师可能在专业上行为失当，必须考虑是否将案件转交律师公会。
李光耀共订立七个版本的遗嘱。第六版中没有拆除故居的条款，李玮玲也可获得的遗产也比李总理和李显扬多。不过到了第七版，拆除条款重新被写入，遗产分配也改为三名子女平分，意味李显扬获得的份额增加。
根据李总理的宣誓声明，李光耀的最后一份遗嘱由林学芬与她的律师团队参与草拟，而不是负责草拟前六个版本的柯金梨。
林学芬多次拒回应总检察署
总检察署自去年10月起数次致函林学芬，要求她解释她在李光耀最终遗嘱上的立场，但林学芬没有回答总检察署提出的问题。
除了解释立场，总检察署也要求林学芬阐明她在草拟最终遗嘱中是否扮演任何角色。当局也向她保证，如果她能为自己的行为给出有理的解释，就不会再追究。
“不过，尽管林学芬数次要求我们予以她更多时间回应，她并没有回答总检察署提出的问题。由于她不愿回复，总检察署只得将事件转交律师公会。”
负责此案的副总检察长也要求将此案交由纪律审裁庭处理。
总检察署说，林学芬是否专业行为不当，如果有的话又要采取什么行动，都由大法官委任的纪律审裁庭调查和裁定，总检察署并不做任何裁决。当局指出，林学芬可向纪律审裁庭提出自己的陈述。
李玮玲质疑总检察署
李玮玲医生质疑，总检察署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向律师公会投诉林学芬。
李玮玲在昨晚的面簿贴文中说，2015年，在李总理的敦促下，李光耀遗嘱执行人（李显扬和李玮玲）获得法庭发出的遗嘱认证。“当时，包括显龙在内的所有人都接受遗嘱代表李光耀的真正遗愿。到了2016年和2017年，显龙试图通过由他的部长们组成的委员会对遗嘱发起攻击。”
李玮玲说，李光耀是备受尊崇的律师，但他从未对自己的遗嘱有任何抱怨；包括李总理在内的遗产受益人也从未向律师公会提出投诉。
“那么，为什么要对我们父亲的遗嘱发起新的攻击？为什么过了这么久，要在这个时间点、由总检察署提出投诉？在我们看来，这个举动完全没有充分理据。”
李绳武撰文指政府“好争讼”
限制外媒报道的尺度
李显扬长子李绳武被总检察署起诉一案已持续一年半，但总检察署没有起诉任何转发或刊载他的贴文的人。
李玮玲医生在面簿贴文中提及总检察署起诉李绳武一案，指总检察署围绕李绳武2017年7月的一则私人贴文对他穷追不舍。
2017年7月，李绳武在个人面簿页面分享外国媒体的相关文章，并撰文指新加坡政府“好争讼”（ligitious），法庭制度“柔顺”（pliant），限制了外媒报道的尺度。
总检察署同年8月入禀高庭，获法院批准对李绳武展开藐视法庭的诉讼程序，并向人在美国的李绳武递交法律文件。
最高法院上诉庭去年9月批准李绳武有关撤销总检察署境外传递庭令的上诉申请，并认为案件涉及“重要问题”，将加快审理进程。
黄鲁胜回避林学芬
曾担任李显龙总理私人秘书的总检察长黄鲁胜回避处理林学芬可能专业行为失当一事，事件改由副总检察长余文正负责。
黄鲁胜2017年1月出任总检察长。他担任李总理私人律师期间，曾代表李总理向李玮玲和李显扬发出律师信，反对他们与国家文物局所订立的赠与契据的条款。根据这份2015年的契据，李玮玲和李显扬捐出李光耀故居里的一些物品作为公开展览用途，但契据被指“有多项不寻常的附加条件”。
国会在故居争端浮上台面后曾就黄鲁胜的总检察长任命是否存有利益冲突展开辩论。李总理当时说，业内的标准程序是，律师如果碰到之前在不同岗位上经手的案子，就应回避，让他人接手。
